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保护规范理论在判例中体现出的内容构成不尽相同。

为提升人们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信任，在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起草的支持下，2019年4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明确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同时宣布启动试行阶段，并邀请多方面对该准则进行测试2019年6月17日，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强调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发协作、敏捷治理8个原则，其中涉及伦理治理要求，重点在负责任。

在社会压力下，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逐渐关注工厂安全和事故，发展出最初的工厂安全法则和劳动安全法则。此外，产品责任法、交通事故责任法、灾害保险法等也得到发展。（6）其他问题，如机构建设和专业知识、投资和采购、消除责任的障碍、人工智能的心理模型等。但也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导致新风险和适应不良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基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确立新时期面向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

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关法律规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目前公认包括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9种。[18]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许珩、张文生：《从国际法看台湾的公民投票》，《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第5期。公民投票案的通过门槛降低使公民投票案更容易通过，废除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弱化了提案程序的控制力，公民投票制度运行可能导致风险的重点从立法和公民投票案提案转向公民投票案的实施环节。公民投票法的主管机关掌握同一事项的认定权[36]。[17] 当然，台湾地区法律并非仅以复数条文方式呈现。

有无约束力对于全面认识公民投票案的影响是不够的，有必要将公民投票案置于台湾地区整个法秩序中加以观察和评价，对不同类型公民投票案的约束力及其发挥实效的机制进行具体分析。然而，当公权力机构消极地不落实公民投票案时，通过司法监督课以法律责任的效果相当有限。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是台独分裂势力用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工具，公民投票实践蕴含的政治风险值得关注，而公民投票案在台湾地区的法律效果也亟待研究。在法律责任不足的情形下，政治责任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落实公民投票案的主要责任机制。当公民投票案内容抵触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时，效力位阶问题成为影响公民投票案实效的关键。规定由行政机构研拟法律提案是为了提高立法质量，而这一设计使行政机构有机会诠释公民投票案，影响其实现的形式和程度。

类型化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在各类公民投票案落实的过程中台湾当局各部门发挥的作用，探讨台湾当局各部门在落实公民投票案过程中的裁量空间和自主性，进而为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因案施策地防范和消解法理台独风险提供理论资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台湾地区公民投票的原则、程序和法律责任，是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的主要载体。杨立宪：《台湾公民投票运动的回顾与评析》，《台湾研究》2004年第2期。在2018年的公民投票活动中，林正道提出的涉及军事支出和福利政策的公民投票提案就面临事项的审查，在听证会上，不同参与者的观点针锋相对[29]。

经创制或复决之重大政策，行政机关于二年内不得变更该创制或复决案内容之施政。公民投票诉讼须在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15日内提出，只能上诉一次、不得再审，各审级法院应在6个月内审结。

[37] 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185号解释解释文：‘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为‘宪法第七十八条所明定，其所为之解释，自有拘束‘全国各机关及人民之效力，各机关处理有关事项，应依解释意旨为之，…… [38] 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662号解释理由书：‘立法院基于民主正当性之立法责任，为符合变迁中社会实际需求，得制定或修正法律，乃立法形成之范围及其固有权限。现有的研究从政治、历史、法学等不同视角分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问题[1]，对 公民投票法草案不同版本进行细致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分裂图谋和政治算计[2]，指出相关主张的荒谬之处。

公民投票法修改以后，提案阶段阻挡高风险公民投票案的可能性不断降低，通过门槛也降低。但参与国际赛事的名义问题由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该组织并不属于台湾地区制度上的机关。最后，要警惕个别未通过的公民投票案再次被提出。[42] 参见张文生：《以问题为导向的台湾研究》，《中国评论》（香港）第252期（2018年12月）。尽管台湾地区学理上肯定公民投票结果的约束力，公民投票法具体规定保障已通过公民投票案的落实，但受到公民投票法限制性规定、司法监督制度以及公权力机构责任机制不足等因素影响，公民投票案的实效有限。[11] 关于防御性公投的讨论，参见林劲：《台湾当局举办防御性公投的过程与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在成案审查的过程中，该案的原始提案被大幅限缩，理由是阐述目的的内容被认为属于创制重大政策，复决法律的公民投票案如包含相关内容则违背一案一事项原则[33]。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对不同公民投票案规定了不同的发生效果方式，对应了不同的政治过程和法律程序。

[26] 相关规定包括：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第12条：……公民投票案依第二项或第十条第八项规定视为放弃联署者，自视为放弃联署之日起，原提案人于二年内不得就同一事项重行提出之。作者简介：刘文戈，男，湖南耒阳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法律研究所副所长。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弹劾、罢免均为高门槛的监督机制，前者仅限内乱罪外患罪等两项罪名，后者需要立法机构和罢免投票两个环节。即使是台湾地区司法院解释要求定期修改法律的情形，立法机构也常常拖延至最后时限以后。

可以说，立法机构的立法不作为实际上很难被追究政治责任。公民投票法第6章公民投票争讼规定公民投票无效之诉和公民投票通过或不通过确认之诉，由行政法院管辖。[20] 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391号解释解释理由书。公民投票制度的产生与台湾地区修宪台独制宪台独等活动关系密切，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的修改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程序完成。

在投票阶段阻却无效的情况下，对不同类型公民投票案相关的公权力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法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角度看，法的实施问题尤为重要。

注释: [1] 参见张莉：《台湾公民投票研究考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从形式上看，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规定的法律的名称仅包括法律条例通则，前文列举的公民投票案显然不具备这种形式特征。

因此，相关立法活动仍需要行政机构、立法机构来负责。该案例中，台湾地区经济部的行为属于公示，而非废止法规。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限制未通过公民投票案再次提出的时间有限，且在一案一事项原则的认定上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公民投票案不仅直接限制公民投票案可以涉及的事项，也将台湾地区其他规定转介为对公民投票案的限制。从形式上看，公民投票案虽无法律的外观、不是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但其从提案、连署、投票到通过的程序都由制定法规定、选务主管部门主持，体现了直接民权，是一种由民众直接发动的立法活动，符合台湾地区公法上一般原理。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了公民投票制度与宪制性制度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公民投票法修改带动台湾地区宪改的问题[5]。

已通过的重大政策创制（复决）案约束的对象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或权责机关，根据该类型公民投票的目的判断，其约束的对象主要属于行政权，但不排除立法机构、监察机构和考试机构。这一类公民投票属于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所规定的复决。

地方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如下：一、地方自治条例之复决。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不同种类的公民投票，不同种类的公民投票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的内容、实现形式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公民投票法保障立法原则创制案的规范密度最高。其次，在应对公民投票案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时，除按照议题分类，也应根据约束力不同对公民投票案进行分类。